赖清德将参选民进党主席 岛内民众担忧******

　　赖清德将参选民进党主席，岛内民众担忧：是否会将台湾带入死路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14日委托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完成民进党主席参选登记。赖清德与绿营英系人马之间的斗争备受关注，而他的“台独”立场是否会将台湾带入死路，也引起很多岛内民众的担忧。

　　蔡英文在“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后辞去党主席，由高雄市长陈其迈暂时代理，党主席补选12日开始领表、登记，本周五截止。台湾《联合报》称，赖清德准备参选民进党主席后，党内各派系已有默契，不会派出人选与其竞争。赖所属的新潮流系已整合内部意见，“正国会”一度有意由派系龙头林佳龙出马角逐党魁，但在赖清德宣布参选后，也打消了竞争的想法。因此，赖清德成为民进党下一任党主席已无悬念，关注的焦点将是明年1月15日的投票，赖能拿下多少票及得票率。

　　民进党内态度最暧昧的是英系。分析认为，赖清德一旦掌握党务，就意味着蔡英文提前“跛脚”。因此面对赖清德参选，蔡英文仅表示“祝福”，台“行政院长”苏贞昌则送给赖7个字：“有利有弊要深思。”联合新闻网称，“蔡赖配”本就是经算计的政治组合，两人曾是2019年民进党内初选竞争者，当年英系痛斥赖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是“突袭”，赖清德也公开回呛“请她的网军停止攻击我”。初选后，两人的龃龉不了了之，最后还搭档参加2020年选举。台湾铭传大学学者陈钦春直言，蔡英文因“不安全感”不会这么快认输，且苏贞昌未来还有变数。《联合报》称，“九合一”选举惨败，促成了民进党换血，却也提前挑起权力更迭的党内角力。

　　与此同时，赖清德的“台独”立场也令岛内担忧。资深媒体人陈国祥14日撰文称，赖清德曾自称“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套说辞完全是民进党“台独党纲”的体现。他过去所发的言论是否依然有效，应该说清楚，尤其是攸关台湾安危的两岸关系主张。《联合报》的社论称，蔡英文近年滥用“抗中保台”，已让岛内民众因忧虑战争而产生反感，这从此次选举结果来看已十分清楚；而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比起蔡英文则犹有过之，这也是美方对他始终保持戒心的主要原因。(程东)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